向南开，那也就是普通平常的家了。我将到门时，邻居家的一个孩娃见了我，朝我笑一笑，突然对着我家大门唤：“桂枝婶———你男人回来啦———”然后却朝程中街的那跑去了。桂枝没有门迎接我。我推开虚掩的大门时，我媳妇桂枝正在院里淘麦。孩娃红生在她旁边拿着一柳枝赶着要围啄麦篮的猪和家雀，岁半大的女娃红瞌睡样趴在她娘的大上，这景象和我在街上看见的、鸭、猪、狗一模样。死气沉沉山区天，沉沉死气乡村地，革命气象在哪里？还须军你开创据地。我提着行李立在院落里。桂枝和孩娃们听到门响扭过了，她没有站起来去我手里接行李。她不知她面前立的是一个未来的革命家和乡村政治家。她微微怔了怔，朝我笑一笑，说：“回来了？不是说几天前就要到家吗？”我想起城里的革命和城郊铁边上的一幕戏，说：“在城里耽搁了。”她说：“回屋吧，还立着啥儿！”又说：“红生，叫你爹———叫呀？叫爹。”已经五岁的红生没有叫。他和红都怯怯地望着我，像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。这一瞬我对复员退伍猛地开始后悔了。我想起在队时领导常说的两句话：革命还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把行李放回屋里，顺手我把屋中央的几个凳规正到界墙边，撩开两间屋里溜一，来说：“我娘呢？”桂枝没扭，仍旧淘着麦：“她想图清静，又回到岗上去住了。”我心里顿时轰一下，像有棵榴弹在膛里边炸开来。然我没说话，只用脚在地上狠狠拧一拧，就门立在屋檐下，朝着镇后的岗上望，却只看见大的程庙后院的启贤堂大殿和中节院里学堂大殿的一个角。殿堂四角翘檐下的风铃，铛啷啷、清泠泠地越过一院墙响过来。看见那程家大庙时，我心里缓缓朝下沉，决计有一天我不仅要砸掉“两程故里”的石牌坊，还要一把火烧了这寺庙，我从程家岗上搬下来就想烧想砸这寺庙，没有缘由我就想烧砸这寺庙和那石牌坊。当兵四年回来我越发想烧了砸了这寺庙。这时候，孩娃红生突然在我下仰脸叫了一声“爹”我心里地动一下，摸着他的。我说：“叫爸。娃，城里的人都是叫爸哩。”红生朝我摇了一下。我说：“那就还叫爹吧…去，屋里那个黄包里有糖吃。”有了糖，红生和红就一连声地叫爹了，像世界上只有爹才给儿女糖吃。那几年，包糖的都是红薄的亮油纸，纸上都印有斗私批修之类的话，当孩娃们把那糖纸扔到院里的猪粪、粪边上时，我忙不迭儿把那糖纸捡起来，说别扔，上了纲就是反动呢。他们听不懂我的话，桂枝就扭过来说：“这儿是乡下，可不是你们队上。”我想对她说，县城里的革命都铺天盖地了，我退伍回来就是为了革命呢，可我看见她回看我时，脸上的不屑厚得和程庙的院墙样，我只好又把话给咽下了。再说，她的脸是那黑红的尘土，仿佛永远没有洗净样，这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城郊铁路上的一场戏，冷丁儿使我把要说话的想念都给压回了，忽然连看也不想看她了。我又把目光盯在举在半空的程庙的屋檐角。这当儿，刚刚朝胡同那跑去的孩娃又冷丁儿跑我家唤：“军叔———支书爷让你快去呢。”桂枝把从盆捞的一罩儿小麦淋淋地放在盆沿上，仿佛忘了一件天大的事，突然被门的孩娃提醒了，她脸上泛滥着一层鲜活和生动，大声地对我说：“快去吧，俺爹让你一回来就去看他的，我一淘麦就给忘了哩。”又问：“你给俺爹捎了啥？他吃城里的糕，罐呢。”还说：“红生，红，和你爹一块去看看你外爷，问他吃不吃捞面条，吃了晌午我给端过去。”

我没给你们说过我的岳父也是程岗镇的一个革命家，曾经在某一天替八路军送过信，解放后他就当了村支书。程家岗的十几人家原是独立的一个生产队，属五里外的赵庄大队。那时候程村只是一个集，是乡公所的所在地。乡长是程家的第二十几代后裔程天民。可到了1964年，政府想把程村改成一个镇，改为镇就要劈哩啪啦将程村扩大些，于是乡长程天民和我岳父程天青开了一个会，就决定把程家岗的十几杂姓纳了程村里，程村就符合上边那条乡改镇的政策了。程家岗的人就都从岗上迁下了，在程庙后的野地盖了一排房，多一条杂姓街，便都成了程村人。成了程村人我就成了村支书家的女婿了。那一天，我娘和我在新盖的瓦房屋里收拾着，老支书慢悠悠地来了。他没有坐我给他搬的一个凳，也没有喝我娘给他倒的一碗。他把双手背在后边，在那新屋里看看墙，看看地，看看檩和梁，又用手摸了院里原来就有的两棵碗的泡桐树，说：“理这树该是公家的，现在就算是你们家的吧。”我娘喜望外地望着老支书：“这行吗？娃他伯。”支书说：“我说行就行了。我是村支书，又是孩娃他爹的老熟人。兄弟不在了，你们母我不照看谁照看？”娘就忙不迭儿把他没喝的那碗倒掉，灶房又烧了一碗荷包，还在碗里放了红砂糖。支书吃完了荷包，把目光落在我上，上下看了一遍，说：“18岁了？在县城读中？听说还是班里的材生？”那时候我年幼无知，不知支书想让我

2一段革命外的婚姻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