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台湾三十多年，写小说十年，写杂文十年，坐牢十年，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，平均分。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？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，要透过一个形式，一些人，所以我改写杂文。杂文像匕首一样，可以直接罪恶的心脏。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，一直提醒司机，你已经开错了，应该左转，应该右转，应该靠边走，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，前面有桥，应该放缓油门，前面有一个十字路，有红灯等等。不停地提醒，不停地叫，叫多了以后就被关大牢。掌握权柄的人认为：只要没有人指他的错误，他就永远没有错误。

斐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，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？我第一次国时，孙观汉先生跟我讲：“你回国之后，不准讲一句话──唉！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不讲。”回国之后，他问我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──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。”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，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年后，有所改变，想不到并没有变。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？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，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？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，这不是自我安，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，在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，往往是中国人，许多大科学家，包括中国原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，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、李政先生，都是第一的脑。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，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、很快乐的境界，我们有资格到这一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。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大，国家不大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后，再去追求大不迟。我想我们中国人有贵的品质。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，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？什么原因？

一个人生活在世上，就好像泥搅拌里的石一样，运转起来之后，不由己。使我们觉到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，而是文化问题。耶稣临死的时候说：“宽容他们！他们的他们不知。”年轻时候读这句话，觉得稀松平常，长大之后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。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，才发现这句话多么奥，多么痛心。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，成了今天这个样，我们的丑陋，来自于我们不知我们丑陋。我到荷华，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荷华大学一半，再由私人捐助一半，捐助一半的是荷华燕京饭店老板，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，我们从前没见过面，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，使我动。他和我谈话，他说：“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，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，看了你的书之后，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，所以说，我想请你当面指教。”

我想冒昧地提一个综合的答案，那就是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滤过病毒，使我们孙孙受了染，到今天都不能痊愈。有人说：“自己不争气，却怪祖先。”这话有一个大漏。记得易卜生有一名剧（：《群鬼》），有梅毒的父母，生个梅毒的儿，每次儿病发的时候，都要吃药。有一次，儿愤怒地说：“我不要这个药，我宁愿死，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？”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？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，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，假定我们要怪的话，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。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，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的一个庞大民族，却陷贫穷、愚昧、斗争、血腥等等的沙之中，难以自。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，心里充满了羡慕。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，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，使我们中国人备了很多可怕的特征。

外人的话，学生上就抗议：“我们不要学人，我们要学应付考试。”

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、、吵。台北曾经一度反脏，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。

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，我为什么坐牢？我犯了什么罪？犯了什么法？狱之后，我更不断地探讨，像我这样的遭遇，是不是一个变态的、特殊的例？我到荷华，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，使我发现，像我这人，上帝注定要我坐牢，不在台湾坐牢，就在大陆坐牢。他们同我讲：“你这个脾气，到不了‘红卫兵’，到不了‘文化大革命’，反右就把你反掉了。”为什么一个中国人，稍微胆大心一，稍微讲一实话，就要遭到这命运？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，我问他们：“你为什么坐牢？”他们说：“讲了几句实话。”就是这样。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？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。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，都不能责备，换了各位，在那个环境之中，纳那轨之后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，因为你觉得的是对的。我也会那样，因为我认为我的是对的，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。常听到有人说：“你的前途在自己手里。”我年纪大了之后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，事实上是，一半在自己之手，一半在别人之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