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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首诗的风格同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的绝大分作品一样，是一首群众创作的民歌，其特也是每一章节除少数词语略作更换外，基本的语词句法都是相同的，特别是每章的最后二句，句法语气完全一样，只有一二个字的变化，其义也相似或相近。这正是便于反覆咏唱，易于记忆诵，寓意比较单纯的民歌式作品。此外，从这首诗里，也反映了男女婚姻必须通过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这样的封建礼教，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就已经人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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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诗讥刺本国及鲁国的君主，不能不有所顾忌，在遣词用语方面要避免过于直白显，而只能用隐晦曲折的笔墨来表现。此诗很成功地到这一。如第一章用雄狐急切求偶来暗齐襄公急切觊觎回娘家的文姜，第二章用鞋、帽带都必须搭成双来比喻世人都各有一定的偶，暗中影齐襄公的无耻行为。既鞭挞了讽刺对象，又不让别人抓到任何把柄。第三、四两章则用“兴”的手法来表现。照朱熹的说法，所谓“兴”就是“先言他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”三章以麻必先整治田垄、四章以砍柴必刀斧引起娶妻必须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再一层推及桓公既已明媒正娶了文姜而又放任她回娘家胡作非为，嘲讽了他的庸弱无能。当然，这意思也不是在字面上明白的，而是意在言外，一索可得。前人评此诗，谓其“意局宽，布置化，所谓不接形而接以神者”（陈震《读诗识小录》）“四章四诘问，婉切得情”（运震《诗志》）“令其难以置对，的是妙文”（陈继揆《读诗臆补》），确乎如此。

八年》记载，公元前694年，鲁桓公与夫人文姜（齐襄公的同父异母妹妹）同去齐国，原先就与文姜有关系的齐襄公趁机又与文姜私通，被鲁桓公发觉，谴责了文姜。文姜告诉了齐襄公，襄公便设酒宴请桓公，将桓公醉后，派公彭生驾车送桓公回国，在车里扼死了桓公。此事传开后，齐国上下引以为耻，便作了这首讽刺诗。诗的一二两章讥刺齐襄公荒无耻，三四两章责备鲁桓公懦弱无能，对妻不严加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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